摘錄自＂噶瑪巴預言＂
蘇維亞.黃原著，林淑貞中譯
於本章中，夏瑪仁波切描述於1981年故嘉華噶瑪巴圓寂後，緊接而來隆德寺拉卜楞裏的混亂狀況。他解釋那短期的＂四位仁波切攝政＂是如何組成的；夏瑪仁波切也敘述他如何陷入犯下嚴重的錯誤思維，在噶瑪巴拉卜楞之外另外與其他仁波切們組織一個委員會。他將這個錯誤歸咎於自己對人性的判斷缺乏經驗，並帶著一個理想主義的看法，以為那些曾經從故十六世噶瑪巴的名稱，聲望以及支援中受益過的人會稟持感恩之心希望找到真正的十七世噶瑪巴，並在過渡期間支持噶瑪巴的隆德寺拉卜楞。我們將見到夏瑪仁波切如何被那些心懷異志以取得隆德拉卜楞操控權的人們的擺佈。正如目前我們了解，不論＂四位仁波切攝政＂此團體在夏瑪巴之建議下，早在多年前即已解散，但是＂四位仁波切是噶瑪巴的攝政＂此一觀念在許多信徒心中仍繼續發揮其影響力。
1981年9月中旬，第十六世嘉華噶瑪巴聖上進入香港瑪麗皇后醫院接受治療。到那時期，他的癌症已擴散到喉嚨，他已無法言語。我哥哥吉美拉和我多數時間守在床塌，噶瑪巴以不出聲的說話方式與我們溝通。陪著噶瑪巴來香港的我們這一組人，包括兩位故秘書長（典措雍度和托噶仁波切），蔣貢仁波切及其他人。
我們收到由隆德寺傳來的消息，達賴喇嘛聖上將很快訪問錫金以及隆德寺。這將是自1959年離開西藏後，他首次到訪錫金。站在噶瑪巴病房外，秘書長典措雍度，托噶仁波切以及我開始討論如何安排即將來臨的造訪之事宜。
典措雍度說他應當回到隆德寺去接待達賴喇嘛聖上，但是托噶仁波懷疑，典措雍度可能對能有機會和達賴喇嘛聯繫比他對噶瑪巴的職責更有興趣，托噶仁波切立刻回答，＂你應當留在香港協助噶瑪巴，你是肩負所有責任的人，噶瑪巴聖上已處於嚴重的狀況，所以你應當留下來並照顧一切，我可以回去接待達賴喇嘛。只需兩三天光景，我應當很快就會回來。＂
典措雍度了解托噶仁波切在暗示什麼，即快速反駁，＂我不了解為何我離開被當作是對噶瑪巴疏於職守，而你離開就沒有問題，二者有何不同？＂他提醒托噶仁波切，迎接如達賴喇嘛這類的重要人物是噶瑪巴秘書長的職責。
托噶仁波切就另一方面來說，爭論說他也是秘書長，因而對此事同等有資格，他更進一步指出典措需要有人陪同他旅行，而托噶說他可以自行回去。
兩人大聲爭論，直到一名護士過來責備他們。我提醒他們噶瑪巴在隔壁房間裏入睡，他們兩個人面帶怒氣分開了。
典措帶我去電梯，當我們一起乘電梯下樓時，他告訴我，＂我將回隆德寺，你應當照顧這裏的一切。＂他的兒子竹奔祖古（Drubpon Tulku）在樓下等候，兩人一起回到雲景道的噶瑪噶舉中心。
第二天，典措雍度動身前往隆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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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後，噶瑪巴前往芝加哥接受進一步的治療。我陪伴著他，還有蔣貢仁波切，托噶仁波切，吉美仁波切以及從紐約屋士達（Woodstock)來的天珍邱寧（Tenzin Chonyi）。如同我們知道的，十六世噶瑪巴聖上於1981年11月5日，於芝加哥醫院圓寂，他的遺體被空運回新德里，再轉運回錫金。
在隆德寺，我們將噶瑪巴的遺體安奉在寺廟三樓的大殿裏。完成所有的準備工作後，我下樓，我看見天珍南嘉先生（Mr.Tenzin Namgyal ，註203）和托噶仁波切在談話。他們兩人看來都很嚴肅，並專注地在聼對方的話。當他們看到我那一刻，兩人朝我走來，天珍南嘉回報以下的消息：
＂典措秘書長（註204）計劃將隆德寺獻給達賴喇嘛，他已請求達賴喇嘛指派他為寺廟的首座。他知道他在這裏不大受歡迎，故他決定改變路線。他曾偷偷地和達賴喇嘛會面，但是我看到他從房間裏走出來。我告訴他，＂如此看來你有個秘密會議，對吧？想來必定對你極為有利。＂我要他了解我完全知道他袖裏藏什麼乾坤。
我記得當時立刻認為將噶瑪巴的主廟作為禮物獻給任何人是完全不適當的做法。我和天珍南嘉見了幾次面，試著判斷有關典措可能的計劃的情況。隆德寺的資深管事年巴策汪（Nyerpa Tshewang），以及其他數位隆德寺的資深執事們也都在這些會面裏。我們聼到天珍對典措許多抱怨，年巴策汪強調說，我們必須鼓勵托噶仁波切使用他的頭銜並堅持和典措雍度共同管理隆德寺。當時，托噶仁波切居住在不丹，並沒有真正涉及隆德寺的管理工作。我同意此建議，其他資深人員也同意。
我們曾要求托噶仁波切在寺廟裏承擔更多的責任，並在一個較永久的基礎上出現在隆德寺。天珍南嘉自願要監視祕書長，並隨時向我們報告。這些事都發生在十六世噶瑪巴49天葬禮法會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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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止貢噶舉（Drikung Kagyu，註205）的阿楊仁波切（Ayang Rinpoche）來見我。他是當時進駐在達賴喇嘛聖上之議會裏的噶舉派代表，他私下問我，我將如何進行找尋噶瑪巴的轉世靈童。
我建議噶舉四大教派的領導應當組成一個委員會來找尋十六世噶瑪巴的轉世，司徒仁波切和我將代表噶瑪噶舉，其他教派的代表將分別是，朱巴噶舉的教主竹千仁波切（Drukchen Rinpoche），止貢噶舉教主止貢洽貢澈贊仁波切（Drikung Kyabgon Chetsang Rinpoche)，以及塔龍噶舉教主塔龍夏宗仁波切（Taglung Shabdrung Rinpoche）。我要求阿楊仁波切去轉告其他三位仁波切有關我的構想。
雖然我沒有告訴阿楊仁波切，但我相當憂慮找尋聖上的轉世者不要變成一場馬戲表演。這是我們噶瑪噶舉派在逃離西藏後首度需要尋找噶瑪巴的轉世者。我不希望產生一個混亂的局面，許多地方來的許多嬰兒被當作噶瑪巴的轉世靈童，我希望能維持最起碼的次序，而且既然我們處於一個開放且民主的印度，一個由噶舉四大教派的領導所組成的委員會應當是最民主的方式來進行此事，如此作同時也提供我們的信衆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決定。如此之提議並非史無前例，在過去朱巴噶舉的竹千仁波切曾於十九世紀認證了第十五世噶瑪巴。
阿楊仁波切對我的提議顯得極為熱烈，並依照我的要求作了。其他三位仁波切們可以確認我最初邀請他們組成一個獨自的委員會之建議。
但是，我的提議立即被噶瑪巴拉卜楞否決。兩位秘書長，典措雍度以及托噶仁波切，以及副秘書天珍南嘉告訴我，如果我進行此計劃，噶瑪巴拉卜楞的權威性可能會受損。他們擔心如此作可能導致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找尋委員會有超越噶瑪巴拉卜楞以及噶瑪噶舉教主的權威，如此，則噶瑪噶舉派會消失它的獨立性。他們同時也害怕此類的委員會替未來的找尋靈童工作造成先例。
假如當時噶瑪巴拉卜楞支持我的建議，當前的噶瑪噶舉教派內的分裂則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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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註206），我不知道我會變成如此直接涉入古老的西藏寺廟拉卜楞系統，我的興趣在於到西方從事學術性的研究。但是，當十六世噶嗎巴圓寂時，找到噶瑪巴的轉世靈童成為我當急之務，因為它是我作為夏瑪巴此一宗教角色的職責之一。
嘉華噶瑪巴於1964年以認證我爲十三世夏瑪巴恢復了歷代夏瑪巴制度，當此事發生時，典措雍度意識到十六世噶瑪巴意欲要恢復噶瑪噶舉的共同領導傳統，此傳統要求當噶瑪巴不在時，我將領導拉卜楞。這種短暫的領導權之轉換也曾在七世夏瑪巴及十一世噶瑪巴以及八世夏瑪巴和十二世噶瑪巴，以及十世夏瑪巴和十三世噶瑪巴時發生過。於十八世紀時，夏瑪巴傳承被清乾隆皇帝禁止，我是那個禁令後首度被認證並坐床的人。
如上所言，我所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成立一個找尋委員會被反對，所以有一天，我偶然找到天珍南嘉，想了解他對我的另一個構想的看法。
我告訴天珍南嘉，＂既然由其他噶舉派教主一起找尋噶瑪巴聖上此作法已被認定為不合宜，假如替代以一個由噶瑪噶舉的仁波切們，如蔣貢仁波切，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以及我自己組成一個小團體去找尋聖上的轉世者如何？找尋噶瑪巴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其次 ，隆德寺以及所有噶瑪巴的僧侶們需要一位喇嘛去募款來支持，我當然會協助，但其他三位仁波切也可以幫助隆德寺，正如故噶瑪巴在他生前介紹他們給重要人士一樣地幫助他們。假如噶瑪巴不在時，我們都協助隆德寺，則它將受益良多。＂當時我僅僅仔細考慮而已，但並未完全下決定。
天珍南嘉回答說：＂這是我所聽過的最佳構想，一個由四位仁波切所組成的委員會將最適合我們所有的需要。我現在要直接去找典措雍度並說服他，我們應當依據你的計劃，我會要他寫一封信，請求所有四位仁波切組成一個委員會。當我找拿到典措的書面要求時，你現在應當去找其他三位仁波切討論此事。一旦這些事都完成後，四位仁波切應當立刻寫一封接受信。＂
他之後又加上，＂正如我以前告訴過你，我一直在監視典措雍度，每天我以最卑微的態度去見他，並不時奉承他，我的努力已得到報償，典措現在毫無疑問的信賴我；我如此作是為了佛法，否則我也不會如此作。＂
一直到後來，我才發現天珍南嘉急切將我的構想付諸行動，（那畢竟只是我正在考慮的想法）是一個聰明的策略以便他可以操縱。我的觀念剛巧與他最終要掌控隆德寺的詭計配合得天衣無縫。
同一天，天珍南嘉回來找我，帶著四份要給仁波切們的信，信中要求我們一起尋找噶瑪巴。他自己寫好此信，典措簽了名。也就是在此封信中，我首次看見＂四位仁波切攝政團＂此詞彙，我原先的想法完全不是我們四位應當成為＂攝政＂，不論有無頭銜，我都打算進行我自己的調查，組織一個找尋委員會，我只是想為各方面維持某種秩序。不知怎麼的，天珍南嘉似乎將我的構想加以扭曲，但是，我自己的意圖及動機都是正面的故我沒有對＂攝政＂這一頭銜多加思考，而且我沒有反對天珍南嘉將我的計劃發展的結果，我太天真以為其他仁波切的意圖是清淨的。
天珍南嘉自願替四位仁波切寫回函，他擬了一份草槁，我們每一個人讀過後並簽名。之後，我們四人決定我應當首先作為攝政，為期兩年，然後其他人輪流做兩年。雖然我覺得這個計劃有點將我們向上推，我並不認為如此作會造成任何傷害或真正的有何不同，因為我期待在我任期結束之前會找到嘉華噶瑪巴，一旦此事發生，隆德寺拉卜楞及其他事又會回歸嘉華噶嗎巴之指令下。
某日，天珍南嘉來見我，他說，＂秘書長是一個極其可笑的人＂，指的是典措雍度。＂你知不知道他對我說什麼？他說他是一個老人，希望在死前閉一次關。他說我應當成為隆德的秘書長。我告訴他這可能很困難。＂
我當下對他的反應是，＂那樣就很好，假如他願意下台，你可能成為秘書長，則我們不必再憂愁他要將隆德送給任何人的計劃。＂
＂我們會知道，我們會知道，＂他說。我仍記得天珍南嘉以一種心胸寬大的態度，點著頭並微笑的樣子，他以一種近乎屈躬的方式，輕輕拍著我的手。現在回想那一天，我可以了解他如何可憐我的天真並為他自己如此容易即可操縱我而自豪。在當時，他已得到我的信任。
同一天稍後，我看到托噶仁波切在屋頂上，和典措兩個弟弟中的大弟卓易圖天江乘（Dronyer Thubten Gyaltsen）談話。我告訴他們早先所發生的事，在我轉述天珍南嘉的話完畢，他們兩人面面相視，然後將我一個人獨自留在屋頂上。
當晚，托噶仁波切來找我，他告訴我，＂你不能再信任天珍南嘉，典措雍度的弟弟們和我已領悟到他一直在惡意散佈謠言，試圖離間我們。現在，當我們講話此時，兩個弟弟正在告訴秘書長天珍南嘉在他背後都在說什麼。他不應該再聽從天珍，並接受他的故事。＂
極不幸地，典措雍度拒絕接受他弟弟們的勸告。天珍南嘉已告訴他，托噶仁波切以及我們當中有些人正計劃將他從職位上攆走，而他相信此說法，典措感到憤怒及受辱。他和托噶仁波切從來相互不喜歡，但是他們間的關係從香港醫院的爭端後更加惡化。
天珍南嘉告訴托噶仁波切和我，典措計劃放棄他對隆德寺的掌控權，而他一直討好典措以得到他的信任，他並告訴典措托噶仁波切試著要甩掉他。天珍替雙方監視對方，並設圈套讓雙方彼此對抗。其結果，在典措和托噶仁波切之間再也沒有任何合作關係，拉卜楞裏的分裂則鞏固了天珍的地位。任何人只要同意指派他為秘書長，他就會在爭議中站在他那邊。
在那天之前，托噶仁波切和典措兩個弟弟都相信天珍所說的一切，在那一天，他們開始了解天珍的行為基於兩點動機：
1. 摧毀噶瑪巴拉卜楞內部的和諧性。
2. 操縱我們都指派他為秘書長。
托噶仁波切和卓易圖天江乘看穿了天珍南嘉的＂分裂並征服＂詭計，他們同時也開始懷疑天珍南嘉可能替西藏流亡政府（TGIE）工作以控制隆德。
西藏流亡政府會利用各種機會來鎮壓噶瑪巴的拉卜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十六世噶瑪巴生前，從不同教派來的對達賴喇嘛政府相反意見都在他的下面集合。十六世噶瑪巴極具影響力，並非出自存心的而卻成為在印度的十四個西藏難民居住地之聯盟的領導，以反對西藏流亡政府的＂單一教派＂政策（註207）。暗中破壞噶瑪巴在隆德寺主廟的拉卜楞將使流亡政府獲利良多。
所幸的是，我告訴了托噶仁波切和卓易，他們注意到天珍南嘉以利用典措和托噶仁波切間的不和來成就他個人的野心。那一日之後，隆德寺拉卜楞堅持到底（如德張雷稀卓楊（Dechang Legshe Drayang）所建議的），決定由托噶仁波切和典措雍度共同管理隆德寺。托噶仁波切大部份時候住在不丹，所以資深執事們請他永久居住在隆德寺。在此期間，典措仍是拉卜楞的主管。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於1968年將拉卜楞秘書長的頭銜賜予托噶仁波切，但是因為典措仍健在且住在隆德，托噶仁波切並未承擔他的職責。
雖然他的計劃已曝光，天珍南嘉仍繼續爲爭取隆德的權力而演戲，某日，天珍南嘉甚至假造典措雍度的辭職，並試著假藉典措之名來告訴我，幸運地到那時我已了解他暗藏的動機，並未對他的陰謀有任何反應。
天珍南嘉很快即領悟到我不會推薦他為秘書長職位的人選，但可能還有一些機會典措雍度會推薦他為後繼者，如此則托噶仁波切會停留在只有秘書長的頭銜而已。為了要穩固典措的支持，天珍南嘉開始批評托噶仁波切和我，告訴他人我二人在計謀策劃，隆德是我們可出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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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時，噶瑪巴拉卜楞內的問題都是由天珍南嘉一人所造成的，我最初的構想，和其他三位仁波切組合成一個委員會是在當噶瑪巴不在情況下，隆德寺需要我們的協助，我以為組成一個仁波切組負責找尋工作會提供一個表面上的秩序。但是天珍南嘉抓住我的構想並將它轉變成製造四位仁波切們＂攝政＂的機會。他操縱當時情況，使之看來似乎典措雍度是提出此觀念的人。我並未阻止他，這是我的錯。慢慢地，他所作所為的效果嚴重地削弱噶瑪巴拉卜楞的團結性及權威性，因此，隆德寺開始變成極不穩定。
因為天珍南嘉是由十六世噶瑪巴親自指派為副秘書的人，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我們無法將他解職。他的作為不可否認地不利於噶瑪巴的拉卜楞，但是詭計多端並非一個可加罪的過錯。除此之外，他因為和典措雍度親密聯合而受到保護，典措雍度私下願意挑戰托噶仁波切，卻無視於天珍南嘉的真正動機。
典措了解我欠缺經驗，但他信任我。他告訴我，不應當建議組成一個找尋噶瑪巴的委員會：＂你自己建議的，所以我無法幫助你，但是你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為何噶瑪巴的拉卜楞要由那些有自己拉卜楞的仁波切們來組成？＂
卓易圖天江乘和德張雷希卓揚均是當時天珍南嘉如何在隆德拉卜楞裏製造分裂的目擊者，他們可以確認此段敘述。
根據噶瑪巴拉卜楞發言人達哇策仁（註208）所言，，＂托噶懷疑天珍可能早在1977年即已在達蘭沙拉支薪。但是他無法對天珍採取任何行動，直到他掌握結論性的證據，即是天珍的年少時同伴事實上是一名支薪的間諜，這個證據在1989年才出現，當時，托噶向天珍對質，對此指控並未得到滿意的回復，托噶要求天珍辭職並得到天珍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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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八月司徒和嘉察仁波切以武力強佔隆德寺之後，噶瑪巴拉卜楞開始訴諸法律要將之贏回。為了避免被指控為＂竊賊＂，被告製造了＂噶舉辦公室＂（Kagyu Office）為十七世噶瑪巴烏金廷烈的拉卜楞單位，天珍南嘉成為該拉卜楞的秘書長，他在2005年6月過世。
我在此要敘述在十六世噶瑪巴荼毘大典間所發生的一件事。
1981年12月20日，十六世噶瑪巴四十九日葬禮最後一天，荼毘大典設在隆德寺的屋頂，噶瑪巴的遺體被置於荼毘塔裏，在塔的周邊八個方向之每一個方向，都有一組喇嘛修持祈禱文以及儀軌。每一組人有一位儀軌師帶領大家，我帶領西方那組人，司徒仁波切在東北方；蔣貢仁波切在北方；朱巴吐喜仁波切（Drugpa Tukse Rinpoche）在東方；止貢仁波切法王在南方；嘉察仁波切在東南方，等等。法會進行時，每一位帶領的仁波切會輪流上前到塔前獻供水和供花到火中。
同時，有三名助手站在塔前，密切觀察著火焰，其中一位是噶瑪巴的秘書，卓易圖登江乘。他看到一團火球由噶瑪巴的上半身滾下來，洛本策朱仁波切（Lopon Tsechu Rinpoche）和堪布卻札天培是目擊此事的 衆多喇嘛中的兩位。卓易將它撿起來，在與他旁邊的喇嘛們扼要討論後，洛本策朱仁波切建議它應當被供奉在一個銀杯裏，此時輪到我去向火焰供水，卓易給我看杯子，我告訴他用另一個杯子將它蓋上。
之後，當輪到司徒仁波切站到塔前時，他和貝魯欽澤仁波切一起，卓易給司徒仁波切看那個杯子，司徒將杯子拿走。三位助手不能作任何事，因為他們不想在所有出席者面前大鬧一埸。之後，司徒仁波切將杯子帶回他的房間，當時事實表明是，那個物體是十六世噶瑪巴的心臟。
第二天（21日）晚上，秘書長典措雍度組織了一場所有出席葬禮人士的會議。在會議中某時段，司徒仁波切以英語向大衆致詞，他宣稱噶瑪巴的心臟飛出荼毘大火並降落在他的手掌中。
因為大部份隆德寺的喇嘛包括卓易在內並不了解英語，他們並不知道司徒仁波切已歪曲了事實。我並不想公開反駁司徒仁波切，反而我請他將剛才所說的話以藏語重覆一遍。
當他如此說時，秘書長典措雍度明顯地發怒，他在大衆面前以藏語向司徒仁波切質疑，他質問司徒仁波切為何拿走心臟舍利，他強調隆德是噶瑪巴的主廟，心臟舍利應當保存在此。司徒仁波切則說他會為它蓋一個舍利塔之事，典措雍度說：＂蓋一個舍利塔沒什麼，我會做。＂然後他叫翻譯將他說的話翻譯成英語傳給聴衆。司徒仁波切的臉尷尬的轉成紅色，並只能說，＂既然秘書長答應要蓋塔，現在我已心滿意足。＂
第二天下午四點，典措雍度來找我。他告訴我他和其他許多名僧侶明早要做的事。他們會穿上正式的法衣，排列成正式的隊伍，前往司徒仁波切的房間去要回噶瑪巴的心臟舍利。他要求我帶領這個隊伍，並也穿上正式法會的法衣及法冠，我立刻說，＂我準備儘可能將它取回。＂
我同時也對秘書長解釋，在會議中，假如我當著所有信眾面前反駁司徒仁波切將會顯得極其尷尬，所以我要求司徒仁波切將他所說的話以藏語重複一遍。我覺得與會的喇嘛及僧侶們應當了解司徒仁波切在宣佈什麼。我並非要戲弄他（典措雍度），讓他和司徒仁波切對抗。
我的解釋明顯地給秘書長慰藉。他告訴我，＂司徒仁波切如此厚顏無恥，居然在所有目擊事實真相者面前公然說謊，他所說的話真可笑，好像噶瑪巴的心臟是一粒足球，而他是接住球的守門員！他要那顆心去募款、我知道，那是他的目的。你記不記得七年前，司徒仁波切如何向大衆宣佈，經由他的＂觀＂，他了解他的母親已在西藏過世，然後為她修了一場隆重的法會？現在西藏已開放，人們開始出來，司徒仁波切的母親最近來到這裏，帶著更多的孩子。他以為西藏會永久關閉，他的母親永遠無法出國。＂
我表示擔心司徒仁波切可能當晚就帶著心臟舍利離開，典措雍度對我確保他會叫他的屬下警覺，假如司徒仁波切試圖離開，他會叫僧侶及喇嘛們躺在路上阻擋他。
次日，我們依照典措雍度的安排前往司徒仁波切的房間，大衆排列成法會隊伍，吹奏著法樂，我們將心臟舎利請回，並供奉在特別的房間裏以確保安全。
註203： 副秘書，也是創古仁波切的姊夫。
註204：典措雍度一般被稱為＂昆果洽卓＂（Kungo Chagdzod），但在本書中我採用他的本名＂典措雍度＂以便讀者易於明瞭。
註205：止貢噶舉屬岡波巴大師（Gampopa，1079一1153）所傳受教法噶舉教派之一。
註206：1981年。
註207：請參閱Erik Curren之＂Buddha's not smiling" 第71 至73頁。
註208：請見達哇策仁登在http//：www.karma-issue.org/politics/ brown_response_8.ht
